两条消息同日出现，令附属在一些学者教授身份之外的“关系”问题，再次浮出水面。一条消息说，近年来，湖北省每年都要从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遴选一些学者型人才担任各级政府、各部门的领导职务。但这些学者型官员大多采取“人来组织关系不来”，一方面在新单位从事政府行政工作，另一方面同时继续在原单位教书育人从事科研工作。对此，湖北省部分政协委员建议组织人事部门制定相关政策，明文规定：学者干部从政要“人和关系一起走”，不得兼原职。（《中国青年报》2月7日）

另一消息说，某网站日前发布“中国教授富豪排行榜”，迅速引来热议纷纷，褒贬不一。有学者撰文认为，一个教授如何成为富豪，或者一个富豪如何成为教授——这些“变身”过程需要仔细打量，凭借教授身份而成为富豪，或者凭借富豪身份而成为教授，那无疑是对学术和商业的双重嘲讽。（《新京报》2月7日）

两条消息虽然各有侧重，却同样指向了学者的“独立性”问题：如何独立于政治职位，如何独立于经济富豪。政协委员希望学者干部“人和关系一起走”，是看不得一些人凭借学者身份做了官之后，反过来却仍要利用权力之手在学术科研队伍里谋好处；学者撰文质疑教授富豪，是看不得一些人既没有学术能力也没有创业能力，完全凭借在学术和商业之间的来回运作来一个“空手套”，白手起家成为教授富豪或富豪教授。

长期以来，我们强调给知识分子以“独立性”，多侧重于在思想观念方面的开放自由，对于学者身份本身的外在附属关系，并没有很多的重视。尤其在强调“领导干部知识化”、“市场经济里的知识生产力”等理念的同时，一段时间里，对于学者——富豪、学者——官员的走向给予了太多的期待与宽容，却忽视了复杂关系反过来对学术队伍本身的戕害。不界定好附属在学者身份之外的诸多因素，学术界便不会有“独立自由”的现实土壤。

在高校科研机构，从政的学者继续占有科研资源，职称仍在，科研经费照拿，硕士博士接着招，但由于时间精力没有保证，使他们多数“徒挂名”罢了。而一些学者凭借国家教授的身份，“以国家科研经费为目标，以研究生为廉价劳动力，以科研的名义为自己谋福利”，成为富豪；或者一些富豪凭借手里的资本优势，到学术殿堂里分一杯羹，结果都只能一个：当事人名利双收、学术界更加混乱、学生与公众实际受害。

在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时代，学者、官员、富豪之间的流动是不可避免的，在其他国家也非常现实地大量存在。但无论哪一个身份的转换，都需要有制度保证其建立在新身份的实际能力基础上，而不是凭借原本教授、官员或者富豪的身份，去谋取另一个身份所能带来的好处。否则，便是一个严重的“身份不公”的问题。

我们的大学为什么能够容忍已经从政的官员继续保留“关系”？富豪为什么可以轻易地在大学谋取“教授”的身份？除了谄媚地期望“走出去了”的学者利用官员身份给学校“继续服务”，毫无骨气地期待“有钱”的兼职教授带来一些“投资”之外，还有什么？为什么不敢也不愿意把“有身份没业绩”的先生们请出校门？其他教师、实际受害的学生，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只有叹息，丝毫没有发言权？

大学学术体制内部的官本位问题不解决，行政主导科研学术的问题不解决，换句话说，科研体系本身都没有“独立性”的制度保障，学者、官员、富豪之间发生怎样糊涂、暧昧的“三位关系”恐怕都不令人意外了。 (毕诗成)